【香港四方集運】

最近兩三個月裏，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演變，有時給人一種“穿越劇”的感覺。

病毒在各地區流傳的先後次序不同：中國不幸首當其衝，獨自面對這“飛來橫禍”，緊接着是東亞地區，現在已擴散至全球，而歐洲竟成為新的“重災區”。

換而言之，昨天你或許還是個遙遠的“觀望者”，今天突然就有可能已是“劇中人”。

儘管疫情在各地的發展階段不同，但卻有着不少相同的軌跡，所以，人們似乎有了某種“預測”未來的能力：昨日的中國、韓國、日本，就是今日之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而今日疫情明顯好轉之中國，已成為歐美企盼的明天。

現在有些華人判斷歐美的疫情，甚至到了“能掐會算”的地步，為何？

因為中國剛剛經歷了一波，而且是在無所借鑑的情況之下。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當華人前一段看到德國政府在疫情防控中，以慣有的冷靜和謹慎，三思後行地邁着小步時，會心急如焚，甚至心慌意亂。

德國政府此前“不緊不慢”的防疫節奏，其實也是因為其國內感染和死亡人數還沒有高到“火燒眉毛”的地步。如果感染和死亡人數在短期內已經或預期將快速飆升，那麼，公共健康制度再優越，國家提供的資金支援再豐厚，恐怕都難以避免程度不同的醫療擠兑現象出現。

生活在德國的筆者，願將自己在這裏的所見所聞，陸續用“夜話”的形式記載下來，和觀察者網的讀者聊一聊。

3月17日（週二）

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其15年的總理生涯中看似順風順水，其實卻經歷了兩個“大坎”：第一次是2015年夏末的“難民潮”，讓她從此戴上了“難民總理”的帽子；第二次無疑就是這次由新冠病毒引發的“大瘟疫”。

此前，在黨務上已經退居二線的她，出鏡率大不如前。除了年初的“利比亞問題”柏林峯會外，幾乎沒有什麼大的建樹。疫情開始初期，站在第一線指揮的一直是德國衞生部長施帕恩（Jens Spahn）和他的專家組。

直到上週末，默克爾才“千呼萬喚始出來”。她要麼不出來，一出來就頻頻亮相，幾乎天天召開新聞發佈會。這意味着德國的疫情不容樂觀。

默克爾：新冠肺炎是德國二戰以來的最大挑戰

本週末以來，德國政府開始採取大範圍的嚴厲措施，讓人真切感覺到德國的疫情正在發生變化，防控到了關鍵時刻。聯邦內閣與各州政府和專家顧問日前協商後達成一致，決定採取以下措施：

除了維持日常生活必需的行業（食品超市、醫療機構、司法警務、錢莊銀行和貨物運輸等）之外，其他所有領域都進入“休克”狀態。

出入德國的航運停止，與法國、瑞士、奧地利、盧森堡和丹麥的邊界關閉，各州的學校、幼兒園、圖書館、博物館、影院劇院、遊藝場所和旅遊景點等統統關閉，養老院禁止或大幅縮短親友探視，所有的餐館酒吧縮短營業時間，就連德國人最為鍾愛的足球比賽也已告停，電視播報中幾乎每天都有的體育新聞全部消失……

關閉邊界，停止航空客運，這無異於“封國”；社會生活全面壓縮，個人自由大打折扣；每天早上醒來，周圍的世界彷彿已變了樣；打開手機電腦，有關疫情的各種信息躍入眼中。

根據最新統計，中國以外地區的感染者人數已超過中國本土的感染人數。到今天為止，德國的感染人數已達6012，比前一天增加了1100例。

德國正經歷着二戰以來從未遇到過的緊急狀態。

有鑑於此，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院（Robert-Koch-Institut）已將德國的疫情風險調至“高危”，並警告局部地區有可能達到“極高危”。它要求各地醫院最起碼要加倍提高重症監護能力，並提醒國民目前採取的強力措施必要時將維持兩年。

德國此前“不緊不慢”和“步步為營”的做法，很多人將其歸於民族性格中的理性成份，其實，它也與其“聯邦制”的政體有關。

德國由16個州組成。各州有自己的憲法和政府機構，除了外交和國防這兩個領域外，其他均為“州事務”，譬如，教育，衞生，警務等。聯邦和各州之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央”與“地方”，而是一種平等協作的關係。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德國的決策體系具有“平等協商，各司其職”的特點。具體到政治架構中，德國的各個領域都有“聯席會議”這樣的機制。譬如，聯邦的內政部長與各州的內政部長會定期召開“內政部長聯席會議”，協商涉及全國內務部門的各類問題。同理，其他領域職能部門，如衞生，教育等，也設置了同樣的機制。

有人或許會擔心德國這種體制在危機中是否能保持足夠的行動力，畢竟“協商”比中央發佈指令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而且，決策完全有可能因為各地的“本位主義”而拖延，效率不是很高。在2015年“難民潮”中，這個協商機制暴露出不少“軟肋”，當時的協調工作就不是很成功。

儘管如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説德國的聯邦制缺乏行動力。譬如，同樣都是危機，這次面對“新冠病毒”，德國的行動力與“難民潮”時期相比，真是雲泥之別。這裏有一個特殊的情況不能忽略：

2015年，各州面對的是分攤難民問題，也就是誰付出更多的問題，這時候人們思考權衡的基礎更多的是利益。這次的疫情則不同，因為它涉及的是“生存”問題（生命以及公共衞生、經濟、金融、社會等各種體系），所以，面對病毒這一“共同敵人”，各州還是能精誠團結，迅速達成共識並採取行動。

具體到現實中，由於衞生屬於州事務，因此，在處理公共衞生問題時，第一線的地方衞生部門經驗豐富，行動力強，不需要等待“上方”指示就能靈活主動地進行處理。

這個特殊情況，在這次的疫情防控中反而顯示了聯邦制的優越性。聯邦政府雖然無法對各州“發號施令”，但“聯席會議”一旦達成共識，各地的執行是相當有效的。

德國各州的發展水平不等，富裕程度也不同，但獨立性是相同的。

昨天，巴伐利亞州宣佈進入“災難事件”（Katastrophenfall），將防控權力集中到州府手中。為何？因為惟有宣佈啓動這種應急機制，信息的收集才能集中，政令的下達才能通暢，資源的分配才能不混亂。

今天，州長徐德（Markus Söder）再次召開內閣會議，他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説：面對目前的疫情，我們“沒有理由恐慌，但有理由擔憂”。他呼籲民眾不要搶購，不要去銀行過度提款，雖然行動受到限制，但要儘量維持正常生活。

的確，如此規模的疫情，對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是考驗“動員力”和“行動力”的時刻。

徐德對巴伐利亞的防控措施作了新的補充，其中包括從其他政府機構緊急調配四百名工作人員給衞生部門；各大學醫院放緩科研任務，承接一線醫治工作；各醫院將緊縮或推遲執行非緊急醫療業務（如整容、換關節等），緊急“徵用”五百至五千名醫科學生來支援各醫院，各康復中心將提供更多重症病牀。

聯邦衞生部將在醫療物質方面（口罩、呼吸機和檢測儀）提供幫助，警務部門將加大打擊偷盜醫療物資的犯罪行為。

鑑於全球對口罩等物資的需求激增，州府將支持國內廠家生產，擺脱對國外供貨的依賴。此外，州府還將對各經濟領域進行財政支援，包括注資和減税等措施。

巴伐利亞州府在德國16個州里實力最強，也一直自詡是德國的“火車頭”，它的作為在全國具有一定的模範表率作用。此外，該州也是這次新冠病毒在德國的“首發地”，而且又與歐洲“重症國”意大利很近。

州長徐德年輕有為，能力超強，其地位在執政的聯盟黨（Union）中似乎越來越重要，也是未來德國總理的熱門人選。這次疫情為他提供了展示能力的極佳機會。

説到這裏，我們不妨可以談一下這次疫情對德國政治的側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