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被圖圖主教稱為彩虹之國。8月16日，約堡的週六，照例是一個陽光明媚日子。太陽早早就爬起，升上天空，在九點左右準時將天宇照耀得不剩一絲雲翳。雖是殘冬，但温暖的曠野和帶着杏黃色的連綿起伏的叢林足以讓人感到自然的安寧和和諧。與偉大自然之景相配的則是另一個有關非洲的神話，整個非洲正在成為世界經濟最快的增長點，一串串增長數據見之於各種研究機構，它們成為沒有到過非洲人最直觀的對非洲的印象。

然而，對於一個居住在非洲人的人來説，神奇的自然和高蹈的抽象數據就像超現實的畫卷，離日常生活是那麼的遠。如果你恰巧手頭有一份《星報》，這張南非第一大城市約堡發行量最高的報紙，倒似乎更可以告訴你什麼是日常生活中南非的樣子。它離美麗的神話那麼遠，它離電影裏才能見到的黑幫社會卻又是那麼近。作為這份報紙的一個頗為熱衷的讀者，我經常覺得自己不是在讀報紙，而是在讀講述各種暴力與兇殺的黑幕小説。而且，這些暴力竟都發生在你的身邊，使你不得不常有膽戰心驚之感。

2012年馬裏卡納大屠殺

8月16日《星報》第十五版，通篇報道了近日發生在一個叫Durban Deep小鎮礦區的騷亂，這裏聚集着來自不同地區和國家的非法礦工，他們之間為了爭奪地盤，大打出手，井底天天發生命案，井外則打家劫舍，破壞道路，拆毀本地歷史性建築物，直至到了整個地區失控的程度，警察15日開始介入，動用催淚彈清除礦工，而礦工則用自動步槍還擊。槍戰的結果是十二名礦工被擒。

這縷報紙裏的硝煙剛過，翻到本期新聞頭版，豁然入目的是一樁殺妻命案，行兇者是一個英國公民，三年前在開普敦僱人槍殺新婚妻子，自己企圖佯裝精神病患者逃脱懲罰，現在又重新開庭審理。像我這樣從中國來的讀者一定覺得萬分蹊蹺，一個外國人在南非犯的命案，殺的又不是南非公民，如何能成為頭版頭條？可南非報紙就這樣，命案永遠放在頭條，8月9號《星報》頭條刊登的是南非刀鋒戰士奧斯卡·皮斯托瑞斯的命案審理，足見暴力是南非報紙最重要的新聞之一。

再往後翻，第五頁刊登的是政府在馬裏卡納屠殺三十四名礦工的二週年祭，死者遺孀們憤怒和痛苦的表情被照相機捕捉到，印在報紙上，看得讓人怵目驚心。《星報》第二版，刊登的則是一樁槍殺案，發生在約堡地鐵站，二十歲的兒子剛被爸爸從地鐵站接到，就遭受槍擊生命垂危。這就是我在週六的早晨的報紙裏看到的主要新聞，本以為到了週末，可以看到一些輕鬆娛樂性的內容，不想等來的還是對社會暴力的長篇累牘的報道。而且，礦工和警察的槍戰就發生在我居住的約堡向西二十公里的地方，槍擊案發生的地鐵，也是我上次來南非乘坐的交通工具，當時人人都告訴我約堡的地鐵儘管放心乘坐。

閲讀南非的報紙看來需要有一個強壯的心臟。在國內的時候，社會上對官媒多有批評，對長期以來形成的黨報辦報方針有許多不滿，出國才發現未必如此。中國的報業講究傳遞社會正能量，用正面新聞引導民眾積極向上，但南非的報業似乎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不熱衷報道正面新聞，打開報紙就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裏面什麼樣的妖魔鬼怪都能看到。中國的報紙比較看重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的策令、領導人所從事的活動，南非報紙則特別缺乏這方面的報道，結果給人一個印象是，整個南非政府缺乏一套系統的、長遠的富有歷史經驗的社會發展規劃，看見的只是政策一出台，反對黨立刻跳出來攻擊，於是黨同伐異色彩極濃的相互詰難代替了本該用來完善政策的建設性討論。與在國內的感覺完全不同，政府和媒體似乎都不熱衷於促進有關改革的根本大計方針的討論，整個社會都彷彿停頓在某種無政府狀態裏面。你不禁想要知道，生活在這樣社會里的不同文化和種族的人羣是如何結成一個共同體的？還是南非社會已經渙散到如此土崩瓦解的程度了？

中國報紙還有一個極大的特點，就是人文氣息濃郁。作為禮儀之邦，中國在政治之外對文化生活一直保持高度的關注，國人喜歡優美的文字，文采寄託才氣、風骨和道德追求，故我們總有副刊之類的版面來滿足讀者這方面的需求。南非的報紙雖有藝術版面，但容量相對很小，而且很少見詩歌辭賦和小説散文，也就是説，陶冶性情之類的文字在報紙上是沒有什麼空間的。

這也許正是南非社會的問題：非國大作為執政黨至今沒有提出一整套契合自己民族文化傳統的文化重建和價值重建的方針。《星報》報道的各種社會黑暗面只是社會價值失序的一個表徵，更令人憂心的是，《星報》所能宣揚的價值觀完全來自於西方：民主和正義。所有的事情都要扯上民主和正義問題。民主和正義是現代社會的普適價值，但是在一個不宣揚友愛、自尊、自立、積極向上等價值的國家，光強調形式上的正義和民主有什麼用？南非長達半個世紀的宗族隔離政策和長期被西方殖民的歷史已經嚴重破壞了各個民族自己的文字和文化傳統，只通過將十一種主要部落文字確立為官方語言，追求這種形式上的民主有什麼用？南非總統祖馬之子開着保時捷撞死了一個從津巴布韋來的打工妹，卻又恬不知恥地拒絕出席法庭質詢（《星報》8月13日頭條），記者的報道引起了近二百條網民熱議，民憤激指官二代的腐化墮落，但鮮有對來自遙遠的津巴布韋受害家屬的同情，這種缺乏底層關懷與同情的“正義”與“階級鬥爭意識”有什麼用？

曾經的非洲和中國一樣是禮儀之邦，這從尼日利亞作家阿契貝的小説《瓦解》和《神箭》都能看到。真正愛非洲的人們一定會希望從媒體看到“禮儀”和“文明”的再現。這種根必然在民間留存着，只是不能見諸於被西方精神控制的媒體。但也不是一點都沒有，我在19日《星報》第八版終於看到這方面的呼聲：“我們要尋找我們的根”、“宗教機構和政府必須合作來挽救我們共同體業已喪失的希望和生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