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雙重追求：從“解放”和“文明”到“富強”和“文明”

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績，不僅超出國外許多人的預料，而且也遠遠超出我們自己的設想。1980年前後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250美元左右，根據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三步走”設想，21世紀中葉，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應該達到4000美元。但2010年我國不僅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4382美元），提前40年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發展目標。

在這種情況下，最近有一些學者提出，中國要“從富強走向文明”，或“從富強走向文雅”。從總體上説，我贊同這樣的觀點。這樣的觀點可以説呼應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所説的那段名言：“隨着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如果我們不計較毛澤東在這裏所使用的“文明”和“文化”兩個詞的差別的話，毛澤東的表述是相當講究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兩個高潮的前後相繼出現，既是客觀上的“不可避免”或“必不可免”，也是主觀上的“必不可少”，因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但要指出的是，毛澤東並沒有把“解放”和“文明”截然分為先後兩個階段；“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的一個重要含義，恰恰是“中國人被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換句話説，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站立起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戰爭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恰恰是因為中國人民的精神力量發揮了關鍵作用。早在1935年，毛澤東就説過：“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參觀過中共一大會址和二大會址、拜謁過李大釗紀念館、去過井岡山和延安的人們，讀了《苦難輝煌》這本書、看了《激情燃燒的歲月》這部戲、聽了《繡紅旗》這首歌而感慨、感動的人們，對毛澤東這段話的含義，應該都能理解。

可以這麼説，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既意味着中國人民在獲得“解放”的基礎上，開始對“文明”的全新追求，也意味着從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解放”和“文明”的雙重追求，取得了重大勝利。

如果説，1949年以前中國人民進行的是對“解放”和“文明”的雙重追求的話，那麼，1949年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進行的則是“富強”和“文明”的雙重追求。撇開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在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複雜情況以及兩者之間本身具有的複雜關係不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顯著的成績當然是在富強方面的指標明顯上升，但這種上升之所以可能，精神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就此，我和我的團隊在《中國發展的精神因素》一書中進行過專門的研究。

1949年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進行的則是“富強”和“文明”的雙重追求。

中國成就體現出的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

大致來説，我們可以把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分為三個時期，中國發展的精神因素在這三個時期有不同的作用。

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可稱為改革開放的第一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們着重從“推動發展的精神動力”的角度討論“中國發展的精神因素”。

從1990年代初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可稱為改革開放的第二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們着重從“成就發展的精神品質”的角度來討論“中國發展的精神因素”。

進入新世紀以來的時期，特別是十六大以來的時期，可稱為改革開放的第三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們着重從“提升發展的精神境界”來討論“中國發展的精神因素”。

《中國發展的精神因素》一書寫的這些內容我在這裏不重複了。我想換一個角度，從中華民族的思想傳統和精神氣質的角度，把中國成就所體現的民族精神，概括為以下五點。

一是務實的理想主義。中華民族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追求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尊嚴，但同時更強調在世俗生活而不是宗教生活、在日常世界而不是超越世界追求理想社會、成就理想人生。

二是辯證的理性主義。中華民族敬畏天道，通達情理；但與以形式邏輯和工具主義見長的西方理性主義相比，中國傳統的理性主義更理解晦極生明、樂極生悲，更善於協調矛盾、求同存異。

三是尊賢的民本主義。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的思想與中華民族的“民本”傳統一脈相承，而這種傳統並不忽視人們在道德和知識方面常常有重要差異。無論是提倡多年的“為人民服務”，還是近年常説的“讓人民滿意”，都與尊師重道、尊賢使能的民族傳統密切結合。

四是重情的團體主義。中國人的家族觀念、鄉土情結和國家意識，被公認為中國現代化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因素，而這種作用的發揮不是靠僵硬的法條和盲目的信仰，而是靠團體對其成員的親切關懷，以及團體成員之間的真摯感情。

五是好學的世界主義。“天下”觀念在我們的民族傳統中根深蒂固，“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是近代以來眾多仁人志士的一貫志向。但我贊同杜維明先生的觀點，我們的傳統是取經文化而不是傳道文化，是求學文明而不是施教文明。

中國發展的實質是富強和文明的雙重追求。

未來需要我們在更高層次上發揚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

未來中國的中心任務仍然是發展，但此時的“發展”雖然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發展”一樣，都是“硬道理”，其層次和內涵卻有了重大變化，因而發展目標中的“文明”成分、發展動力中的“精神”含量，都必然而且應該具有更高的比重。

從積極的方面來説，未來發展要追求的目標是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二三講話”所説的“保證人民過上更好生活”。人民生活包括涉及“物我關係”的物質生活、涉及“人我關係”的社會生活、涉及“自我關係”的精神生活；“保證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具體含義，是使人民過上更好的物質生活、更好的社會生活和更好的精神生活。

這些方面的生活之為“好”和“更好”，對應着不同層次的生活境界。“更好的物質生活”不僅意味着要有更多的消費產品和消費機會，而且意味着要有更加清潔的生活環境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更好的社會生活”不僅意味着更加和諧的人際關係和更加優厚的社會福利，而且意味着更有活力的社會參與和更受尊重的社會權利；“更好的精神生活”，不僅意味着人們因此而得到更多的文化娛樂，而且意味着人們更滿足自己的創造興趣，更能關注有關人生目的和人生意義等終極問題。

可以看出，哪怕是“更好的物質生活”，因為它不僅意味着要有更多的消費產品和消費機會，而且意味着要有更加清潔的生活環境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也要求我們對發展目標的理解達到更高的文明層次，為發展動力的發掘付出更大的精神努力。更好的物質生活尚且如此，更好的社會生活和更好的精神生活中包括更高的文明追求，應該是不言自明的。

從消極的方面來説，未來中國發展要解決三個問題：“發展不足”的問題，“發展不當”的問題，以及“發展不穩”的問題，它們的解決都需要更加努力地發掘和發揮當代中國的精神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解決“發展不足”的問題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按照聯合國去年發佈的人類發展年度報告，在由人均收入、人均受教育時間和人均期望壽命所構成的“人類發展指數”全球排名中，中國還只位列第101，低於巴西（84）、俄羅斯（66）和古巴（51），仍然屬於中等偏下水平。因此我們有必要繼續解決“發展不足”的問題，也就是説，保持經濟發展的總體增長，提高國民收入的人均水平，尤其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最低狀況。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和引發出來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解決條件，都逐步積累起來，因此解決“發展不當”的問題，也就是説降低經濟發展的生態代價、財富積累的社會代價和物質富裕的人文代價，很大程度上成為十六大以後中國發展的重中之重。

在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中，我們不僅要繼續解決“發展不足”的問題、着力應對“發展不當”的問題，而且要盡力避免“發展不穩”的問題，使全社會有更加統一的奮鬥目標，使領導層有更加持久的工作激情，使各羣體有更加平和的社會心態。

在上述三類問題中，“發展不穩”問題的解決與精神因素的關係最大，因為要真正解決發展不穩的問題，我們大概應該至少在精神文化領域做三方面的努力。第一，整合全社會對“更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對“更好生活”的不同理解和追求只要是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偉大目標中的至少一個方面的，我們就要努力使它們能夠相安無事，甚至彼此互補、辯證綜合。第二，消除胡錦濤同志曾經告誡過的精神懈怠的危險，提高人們特別是各界精英的志向、信心和能力，併為此而營造一個言而有信、言而有物、言而有文的社會文化環境。第三，改善各個羣體的社會心態，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而這要求我們在現代社會和全球交往條件下進一步提煉和提升、發揚和光大中華民族的理性傳統，在發揮“集中力量好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消費慾望有求必應”的市場優勢的同時，盡力呵護藴藏在民族歷史和日常生活中的質樸的價值資源。

但嚴格地來説，不僅“發展不穩”的問題，而且“發展不當”的問題，甚至“發展不足”的問題，它們的解決都與精神因素有重要關係。比方説，要清醒認識並努力降低發展的生態代價、社會代價和人文代價，我們心目中的“發展”的文明層次和精神含量必須有實質性的提高。同樣，只有當我們樹立起以人為本的價值目標，我們才會更加重視提高財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尤其是更加重視提高人民生活的底線標準，而不是僅僅滿足於經濟總量水平的提高。
在中國未來發展中實現富強和文明的雙重追求，要求我們在更高層次上發揚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前面我們把中國發展背後的民族精神傳統概括了五條，這五條中的每一條其實都包含着張力，也就是説，都包含着彼此對立的兩個方面，它們之間關係協調得好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華民族精神傳統的作用大小和效果好壞。

説得具體一些，就“務實的理想主義”而言，我們在克服了曾經有過的理想過分而務實不足的傾向以後，現在要特別重視克服務實過分而理想不足的傾向。

就“辯證的理性主義”而言，我們不僅要繼續向西方學習提高思維和行動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水平，而且要下大力氣恢復我們本來很有優勢的“講道理”（reasonableness）傳統。

就“尊賢的民本主義”而言，我們要避免“尊重知識”有餘而“尊重勞動”不足，尤其是避免用“金錢崇拜”和“權力崇拜”來取代“尊賢使能”和“仁民愛物”。

就“重情的團體主義”而言，我們要處理好“情”“理”關係和“家”“國“關係，在家族親情的基礎上培育現代國家的公民意識和“民胞物與”的普遍責任。

就“好學的世界主義”而言，在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今天，我們特別要克服學習有餘而創造不足、“拿來”有餘而“貢獻”不足的傾向。

總起來説我講了三點：中國發展的實質是富強和文明的雙重追求；中國發展的偉大成就體現了中華民族強大的精神力量；中國未來發展要求我們實現更高層次上富強和文明的雙重追求。只有經過這種雙重追求，共和國創始人的那個建國宏願，“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才能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