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來，筆者所在團隊一直在非洲實地從事中國對外援助的研究，本文是對既往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總結。首先需要説明的是，儘管對於近代中國的演化，存在不同角度的理論構建，但是中國被動捲入現代化的理論觀點一直佔據主要位置，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假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域外的急劇擴展，從規模到戰略都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中國由被動捲入向主動把握世界轉變。這種主動性當然不是當前中國才具備的，1950年代中國開始的對外援助已經具備了明顯的主動把握世界的特點。

很多人都把這個階段的對外援助理解為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戰略利益的產物，但是，正如周恩來所言，中國的對外援助不全是國際共產主義的東西，也包含某些中國文化自身的因素。這些似乎都暗示了過去60年裏中國在全球地位的某種轉變，而援助則是這個轉變過程中的重要變量之一。這也是我們研究對外援助的一個很重要的理論關懷。

為什麼選擇非洲

我們選擇在非洲進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非洲一直都是西方援助的重點對象，是殖民和後殖民發展問題的集中地；二是非洲也是中國對外援助的重點地區，是中國支持被壓迫民族實現“民族獨立”的主要場域，也是近年來踐行“互利雙贏”以及所謂“新殖民主義”爭論的集中地，這樣的地域有助於我們反思西方的“殖民”“後殖民”和“新殖民”的範式，並按照“前發展”“發展”“後發展”和“新發展”的框架，將不同的歷史事件串成一個連續體進行觀察和研究。

我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援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這主要是考慮到農業技術一直是中國援助非洲的重點，同時，“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等又承載着中國自身發展的敍事，與歐洲早期在非洲的“農業開發”及其後援助非洲的“綠色革命”“農業研究和推廣”和“綜合農業發展”等，以及非洲的“糧食安全”“農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等本土戰略，共同構成了援助場域的三元遭遇。我們選擇“新發展的示範”作為討論中國援非農業示範中心的一個視角，把“發展”和“新發展”作為討論的議題，而將“示範”視作與“干預”相對應的文化形態，由此勾勒出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和現實，進而廓清近代中國的變遷軌跡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中國專家在援剛果(布)農業技術示範中心

“新發展的示範”：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框架

近十年來，我們先後訪問位於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莫桑比克等國的中國援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與那裏的中國援非工作人員一起討論中國的對外援助，觀察他們如何管理農業技術示範中心，在此過程中發現，他們的做法與我們瞭解的西方發展援助的方式有很多不同。埃塞俄比亞外交與國際合作部負責管理髮展援助的常務祕書對我們説，中國的做法和西方不同，西方更熱衷於幫助當地人制定發展計劃和政策，而中國人更像企業家，他們忙着找市場，找合作，找當地政府幫忙解決其在項目中遇到的具體問題，中國援外人員更喜歡和自己人呆在一起，而西方人更喜歡和當地人打成一片。

非洲朋友顯然感覺到了中國和西方在發展援助上的差異。用西方援助者的話説，中國援助者更像“生意人”，而中國的援非工作人員則認為，西方援助者才是真正的“援助者”。即便在西方世界內部，不同國家（如英國、美國、德國）的援助方式也有所差異，不同視角反映出的中西方對外援助的差異意味着什麼？我們還不能斷言。但正如DeHart所説的“全球發展已不再由西方國家所控制”，^[1]而且，中印等國有着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援助歷史和框架，但時至今日，我們才關注到這個差異。^[2]隨着中國對外援助規模的擴大和援助方式的日益多元化，我們有必要從深層次上回應這個問題。

第一，中國的對外援助經歷了從5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變化，特別是金磚國家新發展銀行、亞州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啓動，標誌着中國的對外援助由雙邊行為向多邊制度化行為的轉變。這在某種程度上標誌着中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開始由“被迫性捲入”向“主動性把握”轉化。

第二，上述轉變不僅是話語層面的，“一帶一路”戰略還使得中國和世界在“新發展”框架下連為一體。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即將主導國際發展事務，但至少説明中國嘗試在國際事務中尋求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們在2014年發表的一篇英文論文中暗示到，中國對外援助實際上一直是其國內發展方式在海外的延伸。^[3]很多國內外的學者也都注意到了這一點，^[4]但卻沒有人揭示這個邏輯的具體內涵。很多學者假設，中國在非洲的呈現與西方有着某種本質的不同，那麼，我們把中國的援非示範中心作為“發展”的示範，似乎意味着中國在示範如何按照西方模式發展的經驗。因為，雖然很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現在做的很多事情與20世紀50〜60年代西方的做法相差不大，^[5]但是在技術層面上的相近並不代表背後的政治和社會邏輯一致。上面提到的非洲國家管理援助的官員針對中西援助的體會，在某種程度上正反映出了這種差異。

中國的發展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新發展”的實踐，中國的現代性似乎不同於西方以思想啓蒙為基礎的表徵。這雖不能説是共識，但也有很強的經驗支撐。所以，中國援非農業示範中心不僅是在示範農業技術，也是在示範一個非規範的變遷經驗。在研究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示範中心呈現了一個新的主客體關係及其建構方式；在示範中心，我們感覺到中國的專家與當地農民的互動、政府官員與中國國內的機構的互動、西方的援助專家與其在非洲建立的社會關係的互動，三者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所從，我們把這個示範稱作“新發展的示範”。

發展研究在學術上一直存在經典發展研究和批判發展研究的爭議，^[6]前者強調工業資本主義主導的文化模式由西方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的過程，這種文化模式宣揚人類理性的力量，倡導以自然科學為工具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它同時主張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套與工業化相適應的政治經濟體系。^[7]西方之所以發展出了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是源於新教倫理和一套由強大的國家、法治和責任制組成的現代政治制度。^[8]西方發展援助的核心就是在發展中國家踐行這套政治經濟體系，而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結合的發展援助的理論框架，則是這一理論在當代的具體呈現。